明朝当官那些年_第六章 看盗版去别买 首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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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六章 看盗版去别买 (第3/8页)

贱,亦勿轻予”,说到了张居正的心里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,如今名爵泛滥,都是因为皇帝滥给恩典,伺候他修玄得当,他就给这些道士、方士超过一品大员的恩典,让这些人位列尚书之上,那天下还有谁兢兢业业为国任事,那还不如都陪着皇帝修玄去呢!

    等到庚戌之变了,皇帝就发怒,说你们这群臣子,吃着国家的俸禄,却不给国家办事,这时候只是斥责大臣,却不责备身边的道士,这些人也领受国家的俸禄恩典,为什么他们不给国家办事?

    “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,赏罚用舍而已”,赏有功,罚有过,如果能做到这一点,那天下何愁没有贤才任用呢?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是皇帝赏赐那些没有功劳的人,比如仇鸾,比如邵元节、陶仲文之流;却狠狠处罚曾立下大功的人,比如曾铣,比如夏言!

    文章虽然没有明说,但看的人各有所见,张居正就认为这一句就是在映射如今的朝政,而且正掻到痒处!

    这文章赢得了众同考官的交口称赞,当然徐阶也觉得好,只不过当他看到卷子上出现两次的“尧舜垂拱而治”的话,却不由自主一顿。

    要说历史上皇权集中的时候,皇帝绝不会是“垂拱而治”的,而当人们说皇帝“垂拱而治”的时候,那一定是仁善的皇帝遇到了强势的大臣。

    事实上,华夏上千年来的政治体制,便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所以皇帝虽然理论上有生杀予夺的权力,但因为有相权的制衡,实际上无法随心所欲。皇权和相权处于一个紧张而微妙的态势,如果皇帝力压群臣,大权独揽,就如同当年太祖皇帝废除统领百官、总理朝政的宰相,加强皇权,将天下威柄于手中,大小事务必须仰仗皇帝的裁决。看上去千年的相权被彻底打死破灭了,但事实证明,相权是永远不会消除的,没有宰相的政府是万万不行的,一个人能力再出众,也无法胜任整个天下的工作强度。

    所以独裁是不可能实现的,辅助君权的相权必然死灰复燃,只不过换了另一个面孔而已。在太宗朱棣的手上,内阁大学士异军突起,被赋予了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权力。

    从洪武年间充其量只能算是皇帝秘书、参谋、文书的角色,已经跃升为实质上统领百官、参决政事的宰相,到了嘉靖年间,宰相已经对大学生公认的尊称,甚至皇帝都不避讳以“首相”来称呼自己的阁臣。

    其对大明政治的影响,绝不是相权失而复得那么简单,因为当皇帝重新塑造出相权时,太祖皇帝苦思冥想,精心设置的分权制度,便根本没办法约束内阁的权力了!

    六部的尚书根本不能与大学士抗衡,即使天官有铨选的权力,却也没有几个天官真正敢站起来跟内阁干仗的,这就导致辛辛苦苦集中的权柄反而成全了大学士的强大,其权柄甚至直追宋朝。而大学士们又通过门生和座师的关系,将天下士子、百官牢牢绑在一起,形同政治上的父子关系,他们的真正崛起,就导致原本的皇权受到了挤压,受到了威胁。

    等到宣宗开始,他就发觉到内阁的势大了,于是他便赋予太监们权力,让他们帮自己抗衡内阁,内宫之中设置一个司礼监,又赋予司礼监批红的权力,而宫外一个东厂一个锦衣卫,联合夹击。这一个办法是管用的,因为司礼监照阁票批红,是对内阁票拟的谕旨,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。这种情况下,内阁之拟票,决于内监之批红,他们不批,最后的奏疏就是不能下达通政司,百官也只能望洋兴叹。

    但太监势大,绝对是有害无利,像王振、刘瑾那就不是祸害一家一姓,而是祸国殃民了。鉴于英宗、武宗时期太监权柄过大而造成的祸难,今上嘉靖帝对太监的权力,看管地很严厉。而他本身又是一个极为英察果断的皇帝,他不需要太监干政,坚信自己的权术足以维护权威,于是他一个人开始了漫长的、同群臣斗争的政治生涯,事实上,这么多年他干的不错。

    用张璁、桂萼、方献夫之流,利用大礼议,维护了自己的正统地位,斗倒了以杨廷和、杨一清为首、想要制约皇权的前朝老臣,又用夏言、翟銮斗倒了权势如日中天的张璁,再用严嵩斗倒了夏言——又用徐阶、李默来分严嵩的权力。

    政治是一场制衡的游戏,嘉靖帝这么多年实行帝王之术的核心就在于利用制衡,削弱权力过大的大学士内阁,当他看到哪个人权力过炽,似乎有威胁皇权的意思的时候,他就会扶持弱者,帮其消灭强者。

    所以你以为嘉靖帝二十年不上朝是真的“无为而治”、“垂拱而治”吗?

    或者说,你建议皇帝“无为而治”、“垂拱而治”,是什么意思?是不是让皇帝不要插手内阁,放任相权膨胀,进而真的逼得皇帝“垂拱而治”?

    问题不在于徐阶怎么想,而在于皇帝是不是觉得有这个意思。

    徐阶心中是极爱这文章的,他摩挲了卷角几次都不忍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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